周大新说，在北京的很多河南人都感到有很大压力，很多河南人的孩子受欺负，要求改户口。
河南人的名声不好不是现代才有的，自古就有，穷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全国人都有。没有经过接触就说河南人不好的人，比有些河南人更自私而且更无耻。
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
有两本书很能反映河南的文化传统。一本是《潜规则》；另一本是《羊的门》。
河南，在外贸出口额度上，仅占全省GDP的2.2%，被损害了的河南形象换回的是备受怀疑的当地的投资环境。
样板河南人
2002年新年初始，盛传在天津、北京的“扎针事件”再次使河南成为网络上的高频词语。因为传闻说这是河南得了艾滋病的人为了泄愤向社会采取的报复行动。
“栽赃，纯粹是栽赃！”提到“扎针事件”中的河南人，正在理发的漯河人王二突然抬起头，惊得理发师几乎伤了手。“凭什么一提艾滋病就跟河南人扯上关系？河南不就出了一个文楼村吗？那也是因为穷。为什么不说云南人，云南比河南艾滋病患者更多，而且很多是因为吸毒。河南人已经够可怜的，为什么就不能说说河南人的好话？现在冒充河南人的人也多的是。”
王二是我在开始采访时无意中在理发店遇到的，我问老板对河南人的印象，王二说：“俺就是河南的！”
王二今年26岁，儿子2岁了，和母亲一起待在漯河农村老家。高中毕业以后的王二在漯河市、郑州市闯荡了多年，3年前来到广州做保险，想多赚点钱。他口才很好，说话有理有据，打扮得很有职业特点：穿西装，随身携带公文包，比较讲究，因为老板说他每隔两个礼拜就要修一次头发。“不能再这样污蔑河南人了。”临走的时候，他愤愤然，“你以后再跟别人说扎针，别说是河南人，你又没证据，就听报纸瞎猜测。”
走的时候他没有给钱，原来老板和王二做了一笔交易，王二优惠给老板3单保险，条件是他在广州期间可以在此免费理发。“当初说好，他不经常在广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拉保险，还要经常回家看老婆孩子，这大半年过去了，别说外省了，广州恐怕都没出过。”老板没有透露那3单优惠保险到底价值多少，听她的口气，倒是自己吃亏不少。“河南人，就是抠门！根本不应该相信河南人。”这样的话随着每一次王二理发后的扬长而去都要被重复一遍，店里的人来来往往，一起感受着语言上的“河南认知”。
“河南人的形象问题不是一言二语可以说清楚的，但也绝不是外面所讲的，任何事、任何人只要一挨着河南就是河南的。河南人口多，出去打工的人也多，难免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即使这样的人有1万，这1万人和河南9000多万人口比，算得了什么？”做了大半辈子编辑的王春林提到外界“以偏盖全”地丑化河南人很不高兴，“说河南人形象不好，不公正。而且知识水平高的人不会有这种偏见。”其实，说到偏见，有时候很可能跟人的知识、文化关系都不大，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2001年，河南全省人口达到9256万，大致相当于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六个省区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14%。在劳务输出方面，2001年甚至突破了680万人。这680万河南人散布在各个城市里，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河南。
在王二与理发店老板的问题上，表面上看来是王二不守信用占了老板的便宜，但深究之下，理发店老板一样难辞其咎。那一句“根本不应该相信河南人”更像是弥补自己不知道是不是选择错误的自有暗香盈袖慰，一句话就将自己置于了事外，拔高了姿态。虽然那些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掌握的仅是事件的表面信息，不过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由于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不管掌握他人的信息资料是多还是少，都力求形成一个对他人的整体印象，总体评价，好或不好。现代人没有思考事件始末的精力，总是急于下结论，形成固定看法。于是，在众多听过这个故事却没有同任何河南人打过交道的外人眼里，河南人简直穷疯了，低级地占着小便宜。
刘蕾在去年来广州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河南人的身份很费了些周折。她拜访的两家单位虽然都表示欣赏她的能力与才干，仍然不敢轻易接收她。“其实我不怪他们，如果是几年前，我肯定很气愤，但时间久了，知道自己的乡亲确实不给自己长面子，也就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地去证明。说不上恨自己是河南人，也有人不承认自己是河南人，没有意义，我觉得越这样才越显得河南人的厉害。”
会不会有人冒充过河南人干过坏事？
刘蕾说：“这很有可能。因为河南的口音很容易辨认也很容易模仿。像山东、山西，甚至苏北、安徽等地都跟河南人的口音很接近。河南人的名声已经臭了，多加几个也没人怀疑。”
刘威是深圳的生意人中坚决不与河南人打交道的众人之一。“说妖魔化河南人，也先想想为什么被别人讨厌。河南人的骗还不是高级的骗，有时候就是把我们骗过去请他吃一顿饭，这种低级的举动纯粹浪费时间。而且不是单个人，很多时候是整个村子在骗。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我遭遇的事我也有权将之告诉我的朋友，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力。”刘威表示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没有河南人，对河南人，无论是高级白领还是打工一族，“我们都避而远之。”刘威认为河南人的形象主要还是自己造成的，“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以前也说一些单个地方，温州假鞋呀，但不会涉及到江苏，还是河南整个省有问题我们才会说。即使是冒充，也是因为有值得冒充的前提。”
但周大新不这么想河南人。河南不是一个出商人的地方，却是一个出文人的地方，如今比较知名的有刘震云、柳建伟、李佩甫、姚雪垠、周大新。2001年，周大新发表长篇小说《21大厦》，他说这是一本向妖魔化河南人作抗争的书。周大新说，在北京的很多河南人都感到有很大压力，很多河南人的孩子受欺负，要求改户口。在《21大厦》中，周大新针对现在无事不谈河南人笑话的现状，借书中人的口说：“我一直想找到编这笑话的家伙，在他的睾丸下放一包炸药，炸了他个坏蛋。”
媒体河南
王二是680万出省在外的河南人中的一个，却代表了9256万人。实际上在河南人眼中，除了他自己，他谁也代表不了。周大新去北京多年，仍操着一口河南话，但对于大多数河南人而言，他已经是北京人了。
石破是河南郑州人，是《南风窗》的记者。2001年5月，他的一篇《为什么偏偏是河南商人》的文章在《南风窗》上刊载以后，一石击起千层浪。文中历数的种种事件及与相关问题的比较是对这些年河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剖析。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遇到的唯一的风波来自于对从未出过河南的55岁的陈鹃(化名)的采访。当问及是否知道河南人在全国的形象时，她生气地说：“河南人都是本份人，全让你们这些做报纸、杂志的给说坏了。”这话和王二的说法倒无二样。
石破对此的看法是：“河南人讳疾忌医的毛病非常严重，生了病以后，他不想让社会知道他有病，也假装让自己不知道。这种心理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整体上不宽容，正统文化对另类群体太过苛刻。”但虽然如此，石破仍坚持有病就应该看病，哪怕看不了，也没必要隐藏。“我自己是河南人，我一直生活在河南，也很喜欢河南，这不等于身为河南人就只能说河南人的好话。既然河南人的名声不好，说明有土壤，有土壤就不能说是极个别现象。把责任推给少数出去的人，无助于正视问题。”
在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是个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人们的态度常常以所获得的信息为根据对目标对象作出判断。在反复传递的过程中，人的意识被强化。而媒体之于河南，好比当年的兵家，是必争之地。在大事面前，能充耳不闻吗？从1999年至今，诈骗案、洛阳大火、郑百文事件、爱滋病村、原阳毒米、郑州抢劫杀人案……一件件、一桩桩在媒体并不夸张的报道下，大众对河南的印象成了诸多事件的叠加——河南，总出大案、要案的河南。
不久前，在河南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大河报》登载了一篇“趣闻”。说是开封某地居民将上海人骗至开封谈生意，吃了一餐2000元，对方要开发票，说没有，最后开了一张花圈店的发票。上海人回去以后一查发现并没有这家公司。其实这种被骗完全可以在事实发生前避免。刘威解释道：“中国不像西方有比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模式，彼此大多讲个“诚”字。再加上企业效益不好，一有人说要买货，很容易放松警惕。”
这篇“趣闻”登在河南省内的媒体上，标明详细地为开封，而在河南省外，以强调简约、直白的写作风格的媒体需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表达出几百字甚至上千字的信息，使用含盖大面积意义的字眼效果要明显，所以才会出现“河南商人”、“广西贪官”、“山西煤矿”这样大而全的字眼，并不只是河南才有，不过是河南次数多、频率勤，且情节比较恶劣罢了。
在对河南问题的报道上，河南省内媒体的态度与省外截然相反。一年前，据说省内某媒体因为转载了新华社记者写的一篇外商在郑州遭遇不公的文章而使得从业人员从上到下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惩戒。
“河南人骨子里非常保守，但是想致富的心气非常足。大家不是不知道，那么多人出去，当然知道关于河南人的各种段子，只是不想知道。”刘蕾说。石破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河南的新闻跟河南人一样，在省内很压抑，因为在省内除非集体行骗，而且是骗外地人，彼此都认识，肯定不会。农民很要面子。为什么说河南人名声在外？因为出来才有机会，谁也不认识谁。”
解读河南
“穷啊，人又多，几个人出事，坏名声就有了。”这是大多数人对河南问题的解释。但这远远不够。朔州假酒夺去多少人的性命，但谁拿“山西人”说过事？克拉玛依大火中烧死的人也绝对多过洛阳，但说段子、挖苦人的时候也不会提“新疆人”。在形象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河南一样，没有点只有面。
1999年，河南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占24.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8个百分点，是十分典型的农业大省，县级区划数排第四，共有112个，前面是四川、河北及云南。社会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将河南、中原地区定义为是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延绵不绝的基地。河南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绝对是“内地”，但因为地处中原要塞，交通发达，无论是消息的内外进出都比较方便。同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域偏远的省份相比，都是穷，但河南人自古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及差距。纯朴的民风只有在真正闭塞的区域才有可能形成。
河南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容易挣抢，也更容易放弃。特别是到了现代，沿海开放了，西部开发了，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仍处在挣扎生活的边缘，固守着农业的发展。“本来生存空间就比较狭小，再加上各方势力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造成河南人像墙头草一样。自古对河南人来说，生存都是第一位的。这些不是发达地区的人能够体会的。”谈及河南问题，石破总是掩不住地无奈，“河南人的名声不好不是现代才有的，自古就有，穷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么，河南有多穷？
河南GDP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排名第五，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9%，列全国第18位；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的7.14%，面积只占到1.7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4.3人，每平方公里比全国多出419人。人口素质不高，结构也不合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全省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和高中文 化教育程度的分别为937人和1115人，还有一点就是，省内众多的优秀人才纷纷捅向省外。“越是对穷地方的人，越容易造成不好的印象。而我们这些出来的河南人即使树立了一些好形象，对‘河南人’这个大称谓也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时候，对方已经不把我们当河南人了。”在广州读经济学研究生的薄涛对河南穷的看法是：“河南人是穷，但并没到所表现出来的如此穷的地步，因为抠门，所以显得特别穷。”河南跟宁夏、甘肃相比并不穷，人均第18位的经济排名使得河南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真正穷的地方，连一个向上的比较都没有，因为太封闭了。
促使刘蕾走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穷，而是“复杂”。要想在河南生存得好，就必须当官，这是大多数河南人的共识。“学而优则仕”对内地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因着种种更加牢不可破的关系网，这条路在河南只有极少数人走得通。
“我考上大学了，分数过线了，但是我仍然要找人，因为如果我不找，别人就有可能把我挤下去。河南的官半夜凉初透场是标准的中国作派，一是唯上，二是好吹。主要是过去地方政权改旗易帜得太快，人人只为自保。”刘蕾提及当年的事，感觉很可笑。“有时候觉得河南是中国最典型的地方，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全国人都有。笑话河南人不过是使自己解脱出来，看似高雅了，仿佛真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实际上，一起长在手上的指头，再远能远到哪儿？没有经过接触就说河南人不好的人，比有些河南人更自私而且更无耻。看着别人因为苦难造成的不足而幸灾乐祸简直是卑鄙。”同刘威不同的是，刘蕾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河南人不错。感觉也是可以传染的。
向谁看齐？
刘蕾说要靠自己的努力让身边的人重新认识河南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只能代表自己。曹锦清在村落农户的采访中发现，村民尤其是中老年村民大多以“能否吃上白馍，在全年有多少时间吃上白馍”为生活水平变化的主要标准。而乡村年轻一代，他们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水平，尤其以暴发户的消费方式为参考线。应该讲，近些年河南人的名声主要是由一批出外打工及在家待业的年轻人造成的，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生活落于人后，又没有一技之长，很容易走上歪路。
曹锦清对此的看法是，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问题在于即使是效颦，西施又是谁？
研究城市问题的社会学者张鸿雁谈到河南的问题时说：“河南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同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进程一样，从农村向城市转化，这在将来几年会有大的发展。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样板型城市，没有可供学习的对象。”在当前的社会，赚钱的目的与手段不言而喻，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肯定了众多赚钱的方式与途径，而且很少受到伦理精神、道德观念的制约。农村的标准来源于城市，而城市的标准常常在少数先富者的手中。同时在向西方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哪些是我们已经达到的，哪些是享受出来的，已经看不清了。邯郸学步还好，学醉步则无路可走。而这一切解释不清的大问题随着几个突出的小问题编成一顶大帽子，扣在了河南人头上。因为只有河南最能代表中国最本原的农村人，社会已经习惯于在解释不了的问题上向农民性开炮，农民性成了一切落后与沦落的根源。
重塑河南
有两本书很能反映河南的文化传统。一本是《潜规则》；另一本是《羊的门》，李佩甫写的。《潜规则》讲述了官半夜凉初透场的两套规则：一套是公开的红头文件，一套是现实的人际操作。《羊的门》以河南人的生存环境为背景，讲述了一场优雅的厚黑学，即“人活一个小”，要夹着尾巴做人。这种观点是儒家思想极端化的一个侧面。为官者只为护官，老百姓呢，虽然接受着扶老携幼、善良、正直的教诲，现实的磨难与官半夜凉初透场倾轧，官弃民于不顾的事实使得在心里又重立另一条规则，那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只能不择手段。为求心理平衡，又总要找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常常浅显的令人无言以答，“谁让你比我富呢，就当富帮穷吧！”
另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使河南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河南的原因在于官半夜凉初透场的唯上、好吹，这是使得为何所有的灾难到达河南常常是致使大灾的原因，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周边地区的名声没有河南那么遭。“地方保护主义+利己主义”才是问题发展漫延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河南人的护短是积重难返的一个重点。当初文楼村被媒体报道之前，国际红十字会曾向河南省政府表示愿意予以一定的帮助，但被拒绝了，因为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爱滋病”。文楼村问题爆发后，省里曾设立过一些医疗站，但不久就撤消了。文楼村和其他没有被公开的爱滋病患者依然没有钱治病。“他们不会主动伤害别人，农民都很善良，虽然他们遭到很多歧视，但是也很少会有人想到报复社会。他们想不了那么远。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栽脏，把小事变成大事，则很可能把谎言变成现实。”扶助爱滋病志愿者的李强在接受电台采访时为受冤的老乡代言。
在河南人的形象问题上，河南省政府在阴历新年前提出了“重塑河南人的形象”。随着开放的进一步加大，“形象能够创造效益”成了众人皆知的事实，作为中部经济大省的河南，在外贸出口额度上，仅占全省GDP的2.2%，被损害了的河南形象换回的是备受怀疑的当地的投资环境。而就在省内媒体大肆宣传道德文化建设之时，郑州火车站又上演了一幕诈骗闹剧。某砖厂克扣数十名民工工资，在工作结束后，老板找来一辆卡车，将民工拉到郑州火车站，每人发了一个红包，即刻便离开了。打开红包以后才发现，里面的钱仅仅够他们回家。几十个大男人在广场上抱头痛哭。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道德教育，建国后发动的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活动，并没有将人性中的自私、利欲铲灭干净，反而将“潜规则”玩得更加得心应手。运动永远没有榜样那么有说服力，如果一定要将河南的问题归因于农根情节，那么，并没有证据证实农根文化与现代化的完全背离。石破说：“不要重塑，要改进。河南也在一步步开放，只要真能看出问题，而不是摆样子，河南的问题已经算开始解决了。真正的河南人是质朴的，善良好客的形象。我们不用告诉别人，而是让对方自己感受。做而不仅仅是说。”
黑格尔说：“社会生活走着自己的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自省，不断地在自省中看清自己走着的路，有时候这比改变它更有意义。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于河南人之外，你能对一个外国人说，这个河南人长着一张不是中国人的脸吗？
